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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史资料》第十二辑(解放战争时期史料专辑(下)，1982年10月出版），作者方向明(原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原标题《回忆华东局国区部上海工作组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情况》
昨天将此文分拆为十篇发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人留言抱怨长文，另对长文感兴趣的人确实不多，飘了大半天，展现量与阅读量聊胜于无。也可能与原平谈无奇的标题有关。可惜分拆发出后，各篇长短不一，段落内容有种莫名的撕裂感，还是完整发出吧。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和谈的烟幕下，完成了进攻解放区的各项准备之后，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并狂妄宣称要在三至六个月内击溃我军主力。但由于内战极端不得人心，在军事上连遭失败，到一九四七年三月，被迫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我东北、热河、冀东、晋南等地先后转入反攻。这时蒋管区内大员骄奢淫逸，大搞“五子登科”（“五子”即：金子、票子、房子、女子、车子），不顾人民死活，搜刮民脂民膏，同时爱国，惨杀爱国民主人士。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反蒋群众运动逐步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统治区的工作，特别是在敌人的心脏——上海、南京、芜湖一带，开辟“第二条战线”，发展进步力量，分化瓦解敌人，配合我军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
当时，皖中的新四军七师已奉命北撤，留在皖南、皖西的少数部队，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还有一些分散在统治区，如上海、南京等地，进行隐蔽斗争。曾希圣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和多年来建立的工作基础，向华东局提出建立统治区工作机构，以加强这方面工作领导的建议。华东局采纳了这个建议，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决定成立华东局统治区工作部，任命曾希圣为部长，李步新、黄耀南为副部长。国区部设在山东日照县的坪上，下设组宣、联络、交通、财贸等部门。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间，中央数次指示，要加强国统区工作的领导，提出要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将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群众斗争沿着开辟蒋管区第二战场的方向前进。从此，华东局国统区的工作，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在敌人的心脏地区蓬勃展开。
华东局国区部成立后不久，我被任命为国区部上海工作组组长，并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到上海开展工作。这里先要回顾一下在此以前，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皖中根据地主要以贸易形式掩盖的隐蔽斗争。因为国区部上海工作组的工作是过去隐蔽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皖中原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粮食自给有余，但由于敌伪顽对我重重包围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内部食盐、布匹、药品、日用工业品非常缺乏，军需物资更难以采购。当时担任新四军七师政委兼皖中区党委书记的曾希圣为了打破经济封锁，决定对敌占区开展贸易，以满足我方民生、军用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他亲自过问贸易工作。早在一九四三年秋，就成立皖江贸易局，蔡辉为局长。联络部长段洛夫、社会部长唐晓光、财经处长叶进明等也参与贸易局的领导工作。皖江贸易局成立后，公开号召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无为汤家沟一时成为商人云集之地。蔡辉叫亲友朱玉龙、蔡志锷、盛慕莱、石原皋、卢方等在上海、芜湖二地先后设立了与贸易有关的公司。在这段时间里，对敌占区的贸易很活跃，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不仅向解放区供应了一些食盐、药品等紧缺物资，而且增加了财政收入。新四军军部机关支出，可说大部份是由七师支援的。
抗战胜利，七师奉命北撤，在淮阴成立了大成公司，蔡辉为经理，吴锦章、谭伟为副经理。派出舒展民、沈君常、徐德明等到上海与各有关人员继续保持贸易关系。一九四六年初夏，曾希圣派吴文瑞到上海将上述关系统一领导起来。吴文瑞在上海住在天主堂街（四川南路）49号石原皋家中。石通过友人卢方（曾开设瑞裕钱庄）将吴的户口安在江西路同和古里七号，搞到了上海的正式居民证（身分证）。吴在上海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大成公司搞贸易以及和皖南游击区的交通联络工作。一九四六年冬，大成公司随部队由淮阴迁到山东。
那时，从山东解放区到上海，主要是走水路。连云港港口，敌人检查甚严。特别是对北方过来的“客商”更为注意。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我方来往人员的安全，钱之光（当时跟随周总理）曾给石原皋法币五千万元，石将此款加入上海的正原公司，成为股东。此公司的董事长是汤恩伯的机要秘书胡静如，汤部下的将领如张雪中也是股东，余亚农的内弟朱尧安当经理，杨忠尧当副经理。石原皋以正原公司股东身份作掩护，北去南来活动就方便得多。一九四七年二、三月间，吴文瑞、祝华、余亚农、朱尧安去山东汇报工作返回上海时，在连云港被中统特务机关逮捕。正原公司要和解放区做生意，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不可能置之不顾。石利用这些关系，要杨忠尧携带胡静如的亲笔信，赶到连云港营救。未几天，吴文瑞等获释，平安回到上海，吴仍住在石家。
以上是国区部成立以前的情况。国区部上海工作组成立后，其任务除了继续开展贸易工作以外，主要是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发展民主进步势力，策动一些部队和地方官员起义，以配合解放战争，同时建立交通联络站，打通去皖南、皖西游击区的路线，在长江两岸形成一个沟通南北的交通网。上海工作组成立后，原来七师派在上海、南京、芜湖做地下工作的，均划归上海工作组统一领导。
当时，我任山东大学预科部主任。预科部设在下裕，国区部在坪上，相距不远。一天，曾希圣派人找我，我即随来人同去坪上，见到了曾希圣、李步新。自北上以后,我们已有一年多未见了，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之间的相聚，是十分难得的，相见时那种喜悦、激动的情景，至今令人难忘。曾、李部长向我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斗争形势,指出：敌我力量慢慢的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二月，我军共歼敌军七十一万人，迫使敌人将全面进攻，改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中央指示我们要趁统治区后方兵力不足，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的有利时机，有步骤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后方，以配合我军正面战场作战。同时，加强和统一党对统治区工作的领导。把上海各校学生正在进行反内战的宣传，迅速扩展到其他大中城市。使国统区的爱国，形成为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曾希圣还对我说，根据白区工作的特点和需要，我们已向华东局建议，地区工作部上海工作组由你担任组长、吴文瑞任副组长。你去后要因势利导，利用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团结和推动民主进步力量，揭露和打击反革命势力，打开上海国统区工作的新局面。组织对我的信任，更激发了我的革命责任感。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他们考虑到任务的艰巨性，需要作长时间的打算，要我和爱人、孩子一道去。我考虑自己已很久未去上海，那里有些熟悉的朋友，多年没有往来，他们现在那里，情况怎样，都不知道。而且在敌占区时时刻刻都可能遇到麻”‘考带家誉行动不方便，所以我提出还是一个人去好。组织上同意我的意见，我去上海工作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我回山大办完移交手续，即去国区部待命。组织上为我赶制了一套新行装，装扮成商人模样。当一切准备就绪后，已是四月下旬了。在我动身的前一天，李步新来到我的往处，十分关切的对我说：“上海形势非常险恶，你的任务又是这样艰巨、重要。你千万要小心，遇着特殊情况，你可以相机行事。那里是敌区，处理事情要机智果断，有时稍一犹豫，就会造成失误。你对工作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我叫张石平陪同你一阵去，他有许多安徽无为的同乡在上海。你们先在张的同乡家落脚，再去找个可靠的地方居住下来。刘文和小孩由我照应，你不要记挂。”李步新的话真是语重心长，组织关怀，党的温暖，给予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巨大勇气和力量。
一九四七年五月初，我和张石平乘坐杜海林的货船离开了山东。杜海林，安徽人，原来是招商局轮船上的茶房，抗战时，他经常到七师地区做生意，与唐晓光、蔡辉等都熟悉。他家住在上海南市。七师北撤到山东后，杜也随着往山东做生意，是可以信得过的商人，有时他还帮助做些交通工作。因此，我就乘他的货船。组织上交给我几十担豆油，作为我和张的生活费用。船从日照县的涛雒出发，进入黄海。这一带海面上常有海盗和“海上保安队”出没。几天后，这只船就遇上了的“海上保安队”。他们登舟搜查，未曾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敲榨了一些钞票离去。
在海上飘浮了十六个昼夜，到达了崇明岛。从北方解放区来的船只，是敌人注意的目标。船停泊在崇明岛码头，杜向检查人员贿送了几担豆油，好在杜与这些人厮混熟了，轻易地闯过了最后一关，进入吴淞口。船到吴淞，我和张石平改乘汽车到上海。
张石平的无为同乡，在大都靠拉人力车、挑饺儿担、卖炒货、摆小摊度日。他们住在原来法租界的木棚区，是上海的贫民窟。张石平带着我到了这个贫民区，住在一家木棚屋的阁楼上，这些地区是敌人最注意的，经常有各种便衣暗探出现。我们到上海时，天气已经热了，还是头载呢帽，身穿夹衣长衫.我们二人这种非工非商的打扮，和劳苦大众生活在一起，稍久一定要出问题，一定要尽快转移。于是我俩去找翟树荣。
翟树荣是安徽泾县水东翟村人。翟姓是大族。我幼年跟着父母亲从老家桐城迁居在太平县一个小山村，与翟村相距甚近。少年时我们二人就成了好朋友。大革命时期，翟树荣参加过革命，在泾县、太平一带活动。大革命失败，敌人捉拿他，他就逃到上海，继续读书。后来他加入，但他还参加左联活动。我在上海青年中学教书时，他担任建国中学的教务主任。那时，上海的中学校长或教务主任，必定要到庐山集中受训，他也受了训。可是他在上海，暗中还是国救亡的工作。我二人往来不辍。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他回到泾县翟村。新四军军部近在咫尺，他帮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抗战胜利，翟树荣回到上海。那时，他担任北四川路某小学校长。这个学校是上海规模很大的小学之一。根据我与翟树荣旧日的友谊和他平时的为人，我断定他即使万一不能帮助我，也决不会破坏我的工作。我分析了这一些状况后，决定到学校去找他。我同张石平来到某小学，由张出面去探询一下情况，我在小学大门口对面的马路上，慢步缓行。我早已将翟的身材、容貌、举止动作诉告张。张进入小学，迎面就碰上了翟。张问他：“你认识方彬（我原来的名字）吗？”一个陌生人，突然提到我，翟感到惊愕。他迟疑一下，才说：“认识，多年未见，没有通过音讯，不知道他的情况了。”张知道翟有警惕，告知是受我的委托来看望他的。并表达了我对他的记挂，希望有机会看到他。翟就问：“他在那里？”张指着校门说：“就在门口。”翟将信将疑地随着张走出校门，一眼看见我站在马路对面，他赶快穿过马路，老友意外相逢，欣喜异常，彼此寒喧了几句，我即向他说明来意。他对我突然到来，开始感到惊异，当他了解情况后，十分高兴，愿意尽力帮助我。我二人的衣衫相差很大，恐怕引起过路人的怀疑，不便久谈，我约定他，第二天到我的住处见面，再作详谈。第二天，他如约到我的住处，我告诉他住木棚区不安全，必须早日离开，请他去找陈维稷，商议另找安全的住所。
陈维稷是安徽青阳人，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赴英留学，专攻纺织。一九二九年归国后，历任暨南、复旦大学教授。创办进步报刊，如《天下日报》、《起来杂志》。后来参加救国会，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这一段时期，因救亡工作的关系，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上海沦陷，陈回到青阳老家，他家是青阳世家。一九三八年夏我到青阳工作，首先找着陈。我陪他到新四军军部看望袁国平、黄诚，陈应邀在军部大礼堂对群众作抗日救亡的报告，慷慨陈词，很能鼓舞军民的杀敌斗志。不久，陈参加了，为特别党员。后来,因工作需要，经组织决定，他离开皖南，前往四川重庆，搞合作社工作，与徐冰单线联系。抗战胜利，他回到上海，担任中纺公司（没收日人开设的各纱厂而成立的)的总工程师，兼任交通大学纺织系主任。家住在中纺公司宿舍，地址是澳门路106弄A22号。
翟树荣到中纺公司找着陈维稷，告诉他我已来到上海。陈听到我来上海特别高兴，约我次日在外滩沙逊大楼的英国俱乐部见面。到此午餐的都是外国人和留英学生，个个西装革履，没有一个长衫客。我与翟的身材大致相同，他选择了一套西装，连汗衫、领带、皮鞋等全副行装送给我，要我换装前往。次日，我整容换装，并告诉张石平，我不回来了。叫他不要外出，安心等候转移。我应约前往英国俱乐部，陈维稷已先到。我们边吃边谈，在大庭广众之中，只谈一些不相干的话。餐毕，我随他到中纺宿舍，在他家中，才开始畅谈一切。他家中客人来往频繁，久居恐不安全，就将我安顿在他的弟弟陈次泽家中。陈次泽也是中纺公司的职员，住在中纺宿舍D21号（A、D两处相距约半里），一楼一底，独家居住，无闲杂人出入。我在那里住了下来，随即考虑张石平的迁移问题。那时，上海有个现代经济社，办了一个《现代经济通讯》，对外，吴觉农是董事长，勇龙桂是总编，实际是许涤新暗中负责。我知道陈维稷在上海是与许涤新有关系的，就请陈设法将我的户口（我改名施志方）安排在《现代经济通讯》社，搞了个采访记者的头衔，领到一张正式居民证。张石平也安排在该社刻钢板，并住在那里。我二入安身下来了。我再去天主堂街49号石原皋家中找吴文瑞，后来，舒展民、沈君常、徐德明等也都遇着了。
我来到上海之前，对蒋政权极端腐败、军政要员互相争权夺利、彼此倾轧、纪律败坏、民不聊生的情况略有所知。到上海后，经过各方面的了解，更为丰富和加深了我的认识。蒋为人阴险多疑，凡非嫡系的军政人员，他是不予重用的。他很相信陈诚，就把他放在总揽军事指挥大权的参谋总长的位置上。凡是战略要地，都把他的亲信派去。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这个自认为万无一失，即冒天下之大而不韪，悍然发动内战，不料一年多时间，其大量有生力量即被我军歼灭，形势的逆转迫使他采取地区固守的方针，加强各省和地区的防卫，他特别注重苏、浙、皖地方，尤其侧重对淞沪和京、杭等地的防卫，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蒋介石派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统辖指挥苏、浙、皖、赣地区所有部队，派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毛森为上海市的警察局局长，黑暗统治，血腥,笼罩着上海。但是，就在蒋帮加强反动统治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大中城市罢工和抢米运动如火如茶。我同吴文瑞、石原皋、舒展民、徐德明、沈君常等在一起对这一些状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既看见我们开展工作的困难，也看到了有利条件。
国区部成立后，派出许多干部，分期分批经上海到皖南、皖中游击区工作，还有一些上海、南京的进步青年和进步人士，也要到游击区参加工作，这必须有可靠的交通人员护送他们进入游击区。我就把原来胡明（皖南游击区负责人）派在南京的联络站加强起来。该站负责人是张京武，他是太平县人，一九三八年就参加新四军部队工作。“皖南事变”以后，他以茶叶商人的身份作掩护，住在“正泰茶行”，担任了党的地下交通员，掩护与护送南来北往的。一九四七年春天，张京武到上海，吴文瑞按照黄耀南的指示，付给他一笔经费和物资。他回到南京，邀集了几个同乡旧友，筹资合开了“聚兴茶栈”，地址在南京中华门马道街。张又在芜湖、青弋江两处建立了交通联络点。先后由张这个联络站护送到皖南、江北等地的干部有李友白，罗伯桦、李平、康大川、罗枫、葛子清等六、七十人之多，从来就没发生过危险。还有一个联络站是在当涂昙采石，由查效华负责，查妻和王国治都在站上工作。在南京还有唐晓光建立的联络站，王桢兴（升州路玉带巷7号）、高大妈等联络点与我们取得联系。在上海专门跑交通的有程龙、李庆萱、冯振国、石原阜。沪、宁、芜的交通联络工作加强以后，确保了护送人员、传递情报等工作的顺利进行。
那时，上海工作组尚未与皖西游击区联系上，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政治交通，怎么办呢？这时我想起在山东大学时，和我在一起工作的赵卓，他的家住在上海陕西北路，临别时，他说，如有必要可找其父赵家元，他会让我们的。赵是安徽怀宁人，对去皖西的路线可能熟悉，我决定去赵家。那天正巧何东初（皖西游击区派来的）也在那里，商得他们同意，赵家元就跟着何东初经安庆进入皖西游击区，
在桐城叶家老屋，找到皖西游击队的总负责人桂林栖、何伟群。我请桂林栖派人在安庆搞一个联络站，以便今后联系,他们当即答应要物色一个适当人选。不久，皖西游击队与进入大别山的刘邓大军接上了关系我就不再与其进行联系了。
安徽的政界、工商界还有我熟识的人，得设法联系，争取和扩大外围力量。我找查效华来沪，派他到芜湖去打听张台望的消息。张是安徽和县人，出身贫寒，早年在芜湖商会当小职员，“五四”时期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爱国运动，日货，反对贿选，反对军阀。大革命失败后，他家为地下党的联络点。我与他的妹夫王盈潮是好朋友。王原是我江苏如皋县委书记，如皋暴动失败后，在张家躲避了较长的时日。因此，我与张台望也成了要好的朋友。抗战发生,他全家逃到后方。我们约有十年，未通音讯。我要查效华打听一下，如他已回芜，而且政治表现较好，则约张来上海晤谈。
我刚把这些事办了，突然又发生程自立被扣的事情。程夫妇携带小孩同苏帅仁一起从山东石岛附近张家铺乘四个桅杆的大民船来沪，船上装有花生油等，在海上遇着十二级台风，船上大桅杆被吹折，飘流十几天。船到崇明岛附近，他们遇着海上自卫队，其实就是海盗。船上舵工送海盗四担花生油，海盗将苏及程的爱人赵茜放行，而将程囚于海盗船中。苏帅仁和赵茜赶到上海，苏住在杨大炎、庄更生的运输行，地址在天主堂街京江弄内。该运输行是我们的外围组织，杨大炎是青帮，又是船帮的头儿，一直帮我们搞运输,讲义气。赵茜住在亲戚家。后经协成商行的老板蔡万云（与我们有贸易关系）送了海盗26担花生油，程自立才被放出。他在船上过了三个月的拘禁生活。程出来到上海住亲戚家中，我次日就去看程夫妇，给他们一些钱。大约一九四八年一月初，查效华来上海，我就叫查护送他们到皖南游击区去了。
一九四七年夏，代表团撤回延安，南京的梅园交给民盟代管。我同陈维稷到南京，准备找周新民。我俩住在旅馆，第二天到梅园附近一打听，才知道梅园附近已被特务严密监视。后来探知周新民仍住在梅园内，不能外出。罗隆基便乘了一部吉普车直驶入梅园，因罗是美国留学生，与驻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有往来，特务没敢阻拦。罗将周接出,开快车飞奔，特务也乘汽车尾追，吉普车速度快，特务的汽车没有追上。周新民中途下车，避到王同荣家。数日后，周化装由王陪他乘火车到上海。我同陈维稷在南京住了两天，即返沪。到沪后找着周新民，他向我们介绍了代表团撤走的情况，并相约定期会晤。
一九四七年七、八月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伪“国大代”，制定伪“宪法”。各种各样的人物都到了南京，真是群魔乱舞，丑态百出。当时的民谣有：“南京三大害：一是军官总，二是国大代，三是新闻记”的流传。我认为这是宣传党的政策，了解敌人情况的极好机会。我又赴南京去找朱子帆（由周新民介绍认识的），朱复介绍李荫五、耿家舒给我。耿家舒与张治中的关系很深，做过张创办的黄麓师范学校校长。耿在南京自置一住房。我在耿家住宿过。他们告诉我，蒋介石大力拉拢国大代表，特别收买曾琦的青年党和张君励的民社党中的国大代表。曾、张二人同蒋介石讨价还价。争夺部长的席位。他们暗中做交易，以期制定反人民、产党的“宪法”。我马上将这个内部消息写成报告，由朱子帆写信给驻在浦镇的的萧师长，让张京武通过萧的防地，把信安全送到江北。同时了解到有些北撤时留在南京，我就叫张石平动员留在南京的回到江北打游击，并由张带领同去。林凤池是经过组织批准潜伏在南京的,后来我到南京，时常住水西门外林家，或者由胡评（胡适的侄子，在教育部工作）陪我去住旅馆。
我们在上海、南京、芜湖、当涂等地的联络站都相继建立，并加强了力量，打通了上海、芜湖同皖南、皖江等游击根据地的交通线，从此我们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策反工作上来。
一九四七年春，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陈谢兵团挺进豫西，陈粟的华东野战军进至豫苏皖地区。这三路大军歼灭、调动、吸引了大量敌军。西北、东北也相继发起攻。我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这样的形势下，的一些军政人员深感蒋政权大势已去，今后何去何从，正在犹豫徘徊之中。我们上海工作组不失时机地设法打入敌人内部，掌握敌情，搜集情报，积极努力配合我军作战。
查效华到芜湖了解了张台望的情况，认为可以见面。我立刻写信约张到上海相晤。张接着我的信，特别高兴，马上来沪。他到中纺宿舍找到了我。久别重逢，促膝畅谈。他还特别详细地介绍其儿子张力化的情况，说他能为党为人民做些工作，政治上是可靠的，他愿以全家生命担保。
张力化由于家贫，以及其姑父王盈潮的指导，少年时在安徽职业学校机械科半工半读。该校在芜湖东门外，系安徽省教育界进步人士李光炯、刘希平、朱蕴山、沈子修等创立。李光炯为校董事会的董事长，时绍武任校长。毕业不久，抗战爆发。他本已考取清华大学工学院，但家中和王盈潮都无力负担他的费用。他的姑父希望他为民族效命。他听从王盈潮的话，进了中央军校十四期（校长是蒋介石兼，教育长是张治中，主任是李明灏），学的是无线电通信，一九三九年一月毕业，留校担任十五期、十六期、十七期区队长等职。后来历任连长、副营长、营长、团副等职。一九四三年任二十集团军总部（总司令霍揆彰）少校作战参谋，后升中校参谋。抗战胜利后，他在国防部所属预备干部受训处任中校人事科长。他在蒋的嫡系部队工作，深得上级的信任。一九四六年七月，国共和谈破裂，他得知蒋介石决定发动内战，对开始不满，于九月间借口祖母病逝，请假到芜湖治丧，委婉辞去南京的工作，以军官总队的队员身份在芜居住下来。
我知道了张力化的情况，乃同意张台望陪他来沪。不久,张台望带儿子来了。我详细的询问了他的经历和其对时局的看法，以及个人前途的打算。因为他平时受王盈潮的影响较深，思想较进步，响往革命，颇有抱负。他知道我是王盈潮的好友，故对我较信任，他表示愿意跟随我做点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他说腐败透顶，不可救药，人心业已丧尽,军政人员中的一些有志青年都很苦闷，急于摆脱困境。他说：“过去我参加军队是为了抗战，并不是什么党派之见，今天它发动内战，我不能跟它走，所以弃官回家。今后，我一切听候党的安排。”我觉得他是一个诚实的青年，能够分辨是非，只要善于引导，注意发挥他的长处。他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我教育他要忠于党的事业，严守党的机密，遵守革命纪律。他表示绝对服从。第一次接触，他给我留下了较好的印家，决定放手使用他。根据张力化的经历及他同军队的关系，我要他设法回到国防部去做事,但一时找不到机会，就同意他先去湖北方面活动，然后伺机回华东。那时恰好湖北咸宁成立第十六绥靖区，霍揆彰任司令官。我叫他相机进行活动。他去南京见着霍本人。霍叫他到湖北该部工作，任上校作科课长兼任指挥所参谋主任。指挥所在监利。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敌军一切作战机要、秘密图表，包括各部队的兵力、番号及武器配备等重要情报，特别是“华中剿总”拟定的“华中剿匪绥靖计划”等,都复制寄给了我。他是用官方的信封由军邮寄出的，没有受到检查，没有出问题。不久，“华中剿匪绥靖计划”被我军粉碎，康泽被俘。蒋介石的梦想又破灭了。敌十六绥靖区指挥失策，损失惨重，蒋介石非常脑火，特派一个视察组前去检查。张力化是指挥所的参谋主任，当然压力很大。幸而司令部的刘参谋长，先用电话通知了他，得以早做应付的准备。他立即快函上海，用隐语请示，那时我因事离开上海，同石原阜一同到皖南游击区去了，由陈维稷代我复信，对他要“回乡”一事，陈回答最好等我回来再定，如等不及，则依据情况自行处理。我以前也曾对他说过，如遇事情紧急，来不及请示，他可相机行事，但必须慎之又慎，事后要作详细汇报。他的行动由我负责。视察组到后，开始调查每一作战文电，登记的承办人都是张力化。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指挥所李主任身上，一切都请示过，按刘参谋长计划进行。他预感受嫌疑很重，必须赶快离开。
蒋介石以为有庞大的特务组织，能控制局面，谁知发动内战，军事上节节失败，起义之师屡起，无法防止。蒋决定改变敌特组织，接受美国建议，彻底建立军事保防，即美军简称“C.I.C”的反情报机构，聘请美军泰勒为顾问。反情报队的指示，即使统帅部也要立即照办。因此，参谋部规定该队成员的条件很严格，要绝对可靠，要军校正式毕业生，要有高中以上文化，要当过连长以上的官职，要参加抗战五年以上，要打过仗，要当过参谋。所有这些要求，张力化都具备。他利用要抽调得力人员去南京国防部受训的机会，申请准予去“华中剿总”初试。符合上述资格的人员不多，十六绥靖区司令部只能挑选他去密试，初试在汉口“华中剿总”进行。他初试被录取后，即乘轮返芜。他听说我在上海，又赶忙去上海找我。我听取了他的详细汇报后，对他说：打入敌特组织，要有更坚强的毅力，万一出了问题很难营救，嘱咐他要谨慎从事。“C.1.C”反情报组织主要是监视敌人自己的行动，反正是狗咬狗，他可以放手去干。这更加有助于掩护我们的活动。我同意他到国防部情报学校特种情报班受训。按惯例，他是华中选送来的，受训毕，应该回到湖北，因湖北不属我活动范围，联系工作不便，恐难发挥作用。我叫他受训结束后设法留在华东。他到南京后，利用人事关系，由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槐保荐，免试入学。结业时国防部分发他回武汉剿总，他请假回芜湖，借口卧床不起，避开了到武汉的风头。后再回南京，请求分在南京直属队。恰值直属队扩大编制，正需要人员，于是准许他的请求，发表他为“国防部反情报队”中校参谋，继升为代上校队副。不久，敌直属队又奉命赴台待命。当时敌我斗争极为紧张,我叫他不要赴台，想办法留在南京。他千方百计搞到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南京区代理中将视察组长的职位，领取了最高统帅部颁发的红壳金字的“国防部侦察证”，即所谓“红派司”（敌人惯以红色代表将级，黄色代表校级，兰色代表尉级）。这个“红派司”上面，明确规定：“能代表最高统帅就地指挥当地军警宪一切武装人员，有权扣留陆、海、空交通工具和搜查逮捕可疑分子”等，张力化就变为一个超权的神秘人物。我由他护送，频繁地往来于上海、南京、芜湖之间，在近二年时间里，安然无恙。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敌一百五十多万人。至此，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已消灭殆尽。一九四九年春，除安庆孤城困守外，江北沿江各地全部解放，芜湖就成为敌军云集，特务如毛的重镇。第七绥靖区司令张世希驻扎在芜湖。绥靖区下设有三个前线指挥所，一个在安庆、一个在大通、一个在芜湖。芜湖指挥所又有城防指挥部，专负作战和芜湖城市的治安工作。皖省保密局头子唐玉昆也从江北撤退到芜湖，国防部二厅的主要特务刘启瑞（贵池人）也经常来到芜湖布置任务。中统的安徽头目，几乎全部都集中在芜湖。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叫张力化设法来到芜湖。张力化自打入特务组织后，他来往于上海、南京、芜湖三处，假装执行上级的任务，其实就是按我的指示在做工作。他在沪宁等线上川流不息，行踪没定，只有我能排算到他的所在地点和行动处所。他接到我的信，即刻来芜。我要他设法调到芜湖。他是蒋介石嫡系军官学校出身，又参加陈诚的部队，可以说属于陈诚嫡系人物。汤恩伯既要讨好陈诚，又要利用他这个高级特工，来巩固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所以发表他为南京区代理中将视察组长。他根据我的要求，找到汤恩伯，强调：“南京人物多，芜湖一带为共军渡江要地，对那里的驻军应明察暗访，以防投共。”汤恩伯十分称赞，于是下令特派他到第七绥靖区视察江防，藉以监察动摇的部队。张力化拿着手令回到芜湖，我又叫他赶到上海，利用他在上海军政部门任职的黄浦同学，设法搞些军事情报。他找着王之师，王是张力化在军校十四期的同学，一九四六年就同我党有联系，后因联系人调动以致联系中断，这时王在上海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校作战科长，张很想争取他，但不敢鲁莽行事，就找机会和他在一起议论时政，试探他的政治态度。王和张是同窗好友，说话极其坦率，主动说起自己和党失去联系的情况，张这时才把自己与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告诉他。王迫不及待地要求和我见面。张只答应代为转达，不便直接引见。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是军事防务的要害部门，我很重视这个关系，要王协助张力化工作设法弄清敌人的军事部署。有一天，王之师在特务营营长郑远钊办公桌上发现一个卷宗里有份绝密件：《保卫大上海作战计划》，附有上海地区全部防御阵地、工事构筑、兵力配备图。这是汤恩伯总部精心策划编制的绝密件，印有号码。这一份是给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的。陈交给郑远钊，要他按照这一个计划，制定特务营警戒工作方案。由于王多年从事作战参谋业务，深知这份密件的重要意义，它将关系到我军解放上海战役的全局，有了他就能够使我军对敌军的情况了如指掌，准确指挥进攻。他迅速将这份密件藏入大衣袋内带回，电话通知张力化快到他的宿舍。张力化看到这份密件甚为震惊，认为至关重要，决定由张复制一份。不料张力化复制出的文件上面字迹模糊，兵种代号看不清楚。他俩商量结果，毅然将原件交张带到芜湖。第二天王之师又得到汤总部参谋长黄辉亚交给他同样的密件，只是编号不同。汤恩伯、陈大庆一向高高在上，对这些密件并不注意。关于作战方面，都是由王直接与汤、陈周旋，所以始终未露出破绽。张力化带着绝密作战计划，飞快赶到芜湖。我马上派交通员将这个《保卫大上海作战计划》送交胡明，请胡明用电台转报三野司令部。胡明叫韩铭新发出。粟裕司令员复电嘉奖。
后来王之师又兼任少将代理参谋处长，关于兵力调整,阵地巡查，战场汇报等等，统统由王之师主持。汤恩伯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经营一年多时间，构筑上海近郊周围碉堡工事，区分外围阵地、主阵地、核心阵地，大都是水泥钢筋永久性的。市内核心阵地准备巷战，决定利用四行仓库、国际饭店、中国银行、法国兵营、警察总局等等高大坚固建筑房屋，作为逐街逐巷的抵抗据点。必要时将这些建筑物做破坏。而且在各街还布置有水泥活动堡垒，堆集沙袋，拉架铁丝网，能够说是步步为营、层层设防，企图作最后的挣扎。
我曾叫张力化转告王之师，要王尽量设法保护国家和人民所有财产、物质设施。尤其是所有桥梁、码头、船只等，凡是能存下来的，都要尽量保存。王之师知道复兴岛停泊几十艘渔管处的渔轮，都有现代化设备。汤恩伯打算利用这批船只作海上交通工具，三令五申要把这批渔轮拉到吴淞口备用。若无法拖走，就要炸毁。王之师曾趁视察阵地的机会，到复兴岛现场看过一次。遇着在渔管处工作的旧同事蒋俭铋，要他找些人保护渔轮，蒋就找了朱必公、李启蒙、杨巨成几个人。汤恩伯先是要将渔轮驶到舟山，船上人找不齐，无法开动。后来想用拖驳船把渔轮拖走。王和蒋商议，将停泊在码头船坞靠外航道的一艘船的船底螺帽打开放进水，船身即行倾斜。这样，就以一条船阻拦了里边所有船只的出路，其余的船都不能拖走了。汤即下令到作战处，将全部渔轮早日彻底炸毁。王之师写了一个签呈，说明不宜过早炸毁，如过早实施爆炸，势必引起市民军心不安，对作战影响很大。王保证在必要时彻底炸毁，决不贻误戎机。王千方百计藉故拖延，始终没有把他控制的工兵开往复兴岛。最后将全部渔轮完整无缺地存下来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揭开上海战役序幕后，汤恩伯、陈大庆、毛森等凶狠毒辣，对市民稍涉嫌疑的即行残酷迫害、乱抓乱杀。盛慕莱即在这样一个时间段被杀害了。五月十六日，防守外围阵地的21军、123军被我猛烈攻击，伤亡严重，先后放弃了外围阵地。汤恩伯看到战况吃紧，曾集结5个团的兵力，在高桥附近和我军死拼，很快地被击溃。汤恩伯下手令给王之师，要他随战况变化负责炸毁沿黄浦江的码头和外白渡桥及苏州河上所有的桥梁。并在外白渡桥附近安插了一个工兵营，住在苏联领事馆隔壁，随时做好炸桥准备。王答应负责，并又陈述不宜过早炸毁的理由。然后，王下令将这个工兵营调到大名路，离外白渡桥较远，叫他们不要乱动，没有王的命令，不得擅自炸毁，如违严惩。五月二十一日，12军、75军大部被歼，陈大庆又打电话给王催办炸桥事，王还是答应作战处负责，决不贻误。王之师知道汤恩伯、陈大庆在这时已不敢冒险亲来市区，王也借故不去与他们见面，仅用电话联系，来一个拖延之计，他们也无可奈何了。五月二十五日，已有一部攻入市区、大场、江湾，吴淞也行将解放。这时汤恩伯、陈大庆仓惶率残部乘船出吴淞口，逃窜到舟山、台湾去了。沿黄浦江的码头和外白渡桥及苏州河上所有桥梁，均被保护下来。
在渡江战役临近时，敌人加强了芜湖的防务工作。原芜湖县党部书记长水泽柯，芜湖县调查专员王墨林，《中国日报》驻芜办事处主任陈晓钟，调统的胡百练、经绍周等都是老特务，他们的嗅觉灵敏，在垂死挣扎的斗争中，非常嚣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张力化为了保卫地下组织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他亲自兼任芜湖城防指挥部视察主任，控制地方一切特务单位，禁止乱抓人，精确指出抓人要经他批准。并且禁止乱发通行证、乱带武器。他借统一管理之名，集权力于一身。宣布夜晚，使特务不能任意行动。他与城防指挥官约法三章，指挥官专负江防作战，维持市内秩序完全由他主持，一切城防处理全由他掌握调度，连第七绥靖区也不能干涉他的权力。他这样一整顿，叫做“明帮曹操,暗帮刘备”，对地下工作有利。特务曾报了一个黑名单，约计百人，请他批准，以便捉人。内中有洪绍侠（朱子帆的妻子）、陶若存、陈天任、王贯之、程士范。张力化说这些人都是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的人士，只凭捕风捉影，没有真凭实据，怎能乱抓呢？他不但不批准，反而把特务责备一顿。在这一段时期，被捕的人确实很少，偶而被捕的人，不久也都放出。他又成立芜湖城防五人小组，他兼任组长。芜湖县县长谢汝昌、第六行政专区保安副司令刘格非，都是组员，五人中，我们占了三人。一天，张力化说，观察谢汝昌的态度，我们大家可以争取过来。我不好将谢、刘和我们的关系告诉他，只是含糊地说，再观察一下。实际上，可以说五人小组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又有一次，特务机关伪造解放区的证件，被他发现，为此事他与某部队的负责人发生冲突,他来告诉我，准备运用他的特权，调动一些军、宪、警与他对抗。我劝阻他，不能这样蛮干，后来就算和解了。我叫他在江防上多动脑筋，他以高级特工的身份视察芜湖附近沿江驻军情况，了解到沿江的驻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是一些杂牌军队，沿江的工事没有隐蔽火力点和交通壕，都是一级配备，没有纵深，没有坚固的据点工事。只要几炮一轰，就会烟飞灰灭。由此能够证明蒋的官兵毫无斗志，准备逃跑。
张力化有一军校同学叫做刘和平，他是66军185师555团的营长，驻扎在当涂江心洲。他与刘和平共过患难，非常要好。张力化有信心能说服刘起义。他抱病乘火车到采石，在山炮营营长何崇德处借电话打给刘和平，何和张也是同学，
见了张，非常热情地接待，张对何说，现在我要到江心洲去,过几天再来和你谈。刘和平得知张力化要去洲上看他，特地派人选一匹马到采石夹江边来迎接。采石距离刘和平驻地的江岸二十余里，张力化因为急切要和刘会晤，奔驰时极为快速，甫行到达，腹绞痛不已。他是军人作风，拼命顽强克制。刘和平将张接到洲上，大办酒席欢迎，张却不能下咽。他向刘和平及其亲信公开说明来意，指出今后前途，想让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抛弃个人偏见，响应的号召，接受起义。并说你们若能接受我的意见，和共军方面的联系,则由我负责。大家都拍手称赞，表示服从他的指示。不过认为即行起义，则有困难，因为孤军处在长江孤洲中，前不能进，后无退路，一发难即可能被敌军包围消灭，必须待向江心洲这方向渡江时，刘才能率部起义，迎接大军。刘和平为了表示决心，将该营防御配备，包括江边桥头堡阵地，东西梁山布置水雷的区域详图，交张带回。并告诉张，他的右翼是131师，东西梁山是郑飞营长在防守，要张去活动。
郑飞与张也是同学，共过患难。张打算前往。可是他一夜腹痛难熬，实在支撑不住，张只好叫刘先设法将情况转告郑，以待自己下次再去。翌晨刘和平派兵护送张力化到当涂夹江边渡江，由66军军部派来吉普卡直送到芜湖。张拿出地图并将活动情况详细告诉我。我叫张台望速送他到弋矶山医院医治，嘱张力化好好地休养，不要再过于活动了。不料他的胆囊炎，胆石症又突然发作，于四月十二日在弋矶山医院施行手术，以致他在这个紧要时刻未能再往江心洲和东西梁山与刘、郑晤面了。张力化对于解放事业，尽了极大的努力，做出显著的成绩。
我到上海不久，石原皋对我说，曾希圣叫他到山东办理入党手续。办理完毕，他就赴烟台，领舒展民、吴若浜、罗枫等乘民船经汉沽到了天津。天津到上海的海轮，不是每天都航驶，要隔几天才有一班。他未上轮之前，发了一个电报到上海，告诉他所乘的船名和船期。我和吴文瑞叫人到码头接他们。并告诉石：金谷、沈惠文（地下交通）被捕，供出他和汪伯威的名字，但只说是经济上的负责人。因此，石从山东回沪，就没有回家，而径往愚园路柳林别业55号仙鹤草素药厂。过了数天，特务到石家搜查，吴文瑞、程龙等在石家打牌为戏。特务一进家，就围住他们。程龙不慌不忙地从怀中拿出中统派司。这张派司是一九四六年石原皋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安全护送洪琪（胡明的爱人）进入皖南游击区，叫程龙找浙江中统的头子田天铎搞到手的。程龙对特务说他与石的妻子是亲戚。特务看见是“货真价实”的中统派司，就让他们走了。吴文瑞不能再在天主堂街居住，就搬到药厂与石同住。上海的环境越来越险恶，工作更难做。不久，约在十一月中旬，吴文瑞就同程龙进入皖南游击区了。这时，石原皋除了天主堂街、江西路、河南路几处外，照常到各处活动。
一天晚上，石原皋雇了一辆人力车，准备到先施公司楼上的东亚旅馆去看人，车正要拐湾到先施公司这个方向时,，忽然迎面奔来一辆人力车，两车相撞，人力车翻了。石的右小腿骨跌断了。他一想，医院是不能住的，药厂恐怕也不安全。他就叫人力车夫把他拉到海防路303号谢浚家，请中医骨科医生治疗。
谢是蒋介石的军队挑选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回国后任少将旅长。谢与四川一些部队关系甚深。抗战初期，戴笠拉拢他，叫他做瓦解四川部队的工作，他不肯干，与戴笠吵起来。戴笠捏个罪名，将他关在贵州息峰集中营，这个集中营是蒋介石关押进步人士的地狱。谢在息峰，与进步人士有接触的机会，思想有了转变。国仇家恨，身陷牢狱，怎能不痛恨蒋介石呢？一直到了抗战胜利，戴笠坐飞机坠死后，他才得恢复自由，全家来沪，生话费用完全由谢的好友华士润供给。谢与杜月笙、杨虎都有私交，经常往来。因此石与杨、杜也有接触。上海是杜月笙和杨虎的天下，石认为住在谢家治疗骨折比较安全可靠。
自从石原皋住在谢浚家，我也常到谢家去。一九四八年一月九日，我到海防路谢家，穿的是布鞋，轻轻上楼，没走几步，我看见谢的姨妈站在楼梯口，向我摇手，示意不要上楼。她轻步走下楼，告诉我，昨天谢浚夫妇、石原皋、宋亦英等被上海宪兵第三营逮捕，特务尚在家中监守。我知道出了事故，赶快就走，回到陈维稷家，就与陈商议。我俩分析，石原皋曾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过，受过严刑，经过考验。以他的外柔内刚的性格，是能够顶得住的。我决定仍住在陈次泽家中，和他们研究营救的办法。陈次泽的妻子姓胡，是安徽明光人，地主家庭出身。她有一个本家的弟弟，在宪兵第三营当特务。于是她设法将其找到家中，探听情况。先谈家常，后谈时局，最后问他最近上海发生啥新闻。他说：“最近几天，我们在海防路抓了一些，内中有两个很漂亮的女大学生，他们都加入了，唉！我看，快要完蛋了。”陈妻说：“报纸上登载的新闻，说是贩毒案件，怎么说是呢？”他说：“海防路是的机关。”陈妻又问：“他们承认了吗？”他说：“案子是我审问的，他们没承认，只承认同做过生意。”陈妻趁机说：“是啊！我今天找你来，就为了这件事，内中有二三个人，我是熟识的。他们同做过生意，确实不是。你要积德，只能要人家的钱，不能要人家的命。托你设法，用钱赎人。做姐姐的，既是为了熟人，也还是为了你。”他说：“我可以想想办法，钱少不济事，要尽快预备钱。”我就抓紧设法筹款。不数日，那个特务来了，对陈妻说。“不行了，案犯决定押送南京，我无能为力了。”他们被捕后，杜月笙、杨虎两人派人到宪兵第三营去保谢浚夫妇，宪兵营也以案情重大没有允许。我正在着急，宋亦英忽然来到澳门路找到陈维稷的妻子胡宜南。她与谢浚夫妇、石原皋同时被捕之后，只承认自己与石是亲戚关系，特务找不出她有什么可疑的证据，关押十几天之后，就由同乡陈慕三保出。胡宜南叫其女陈玮若到陈次泽家告诉我宋亦英来了，我赶快与宋见面，得悉他们被捕前后的详情。
谢浚认识陆军的军官很多，但空军人员认识不多。他的弟弟谢松年是飞行员，曾在美国受过训练，后来受了处分被开除军籍。他住在哥哥家中。谢浚叫他设法找空军做些工作,动员一些飞行员，驾机飞到解放区。他就设法与他要好的飞行人员联系。一天，空勤人员杨某伙同香港贩毒商带来一些毒品，交给谢松年。谢拿回家，藏在他的床底下，事情被宪兵队侦悉。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上午，上海宪兵第三营派宪兵到海防路谢家来搜查，在谢松年床底下搜出毒品。当场被捕的人有谢浚夫妇、谢松年、石原皋、汪伯威、宋亦英、华士润等，关在派克路同济医院对门一所大屋子里。关押期间石原皋、汪伯威、谢松年三人遭受了酷刑。汪受刑很重，除拷打外，还十指插针。石遭受了两夜的酷刑，先是吊打，后是灌辣椒水，弄得遍体鳞伤，动弹不得。第三晚有一个年轻的特务询问石与胡适有啥关系。因为他们到石的家中仔细搜查，找到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放在石处的物件，所以特务才问石，石说同胡适是亲戚。从此，特务就没有再审问石了。石受重刑，不能行动，特务叫宋亦英照料石的饮食。宋与石就有机会谈话了。一天晚上，宋告诉石，她明天可以取保出去。石叫她出去后马上告诉我，他只承认与新四军做过生意，别的事情都不承认。我听了宋的汇报，知道了一切，就放心了。我最怕是捉了人，秘而不宣，私下干掉，来一个不承认。后来见登了报纸，就知道不会私下掉，他们在狱中很坚强，可以设法营救了。
石原皋、汪伯威、谢浚夫妇、谢松年五人押送到南京后,我将上海的事情安排一下，立即赶到南京，石的哥哥石在民也从微州赶到南京，共商营救。开始我们打听不到石等关在那里。那时候，南京雨花台，几乎每天都有我们的在那里被公开杀害，我常去那里暗暗察访，真叫人悬心！不久,恰巧胡梦华（石的表哥，任天津市社会局长，CC分子）因事从天津来到南京，石在民找到他，托他打听，才知道关押的地方。于是请秉志（著名老科学家）和程士范先生写信给胡适，石在民写信给江冬秀向他们求助。石原皋等最初关押在“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不久，转移到“陆军看守所”。这时，才允许送衣服和一些食物，但不准接见。后来又转到南京水西门外陆军监狱，每星期准许接见一次。石原皋关在陆军监狱时，谢浚住在陆军医院，病重不治而逝。一九四八年三四月间，胡适来南京参加选举蒋介石担任总统的丑剧，石在民去找胡适，胡将秦德纯（伪国防部次长）、陈雪屏（青年部部长）给胡适答应设法保石出狱的回信交给石在民。石原皋的哥哥以为他的弟弟不久可以出狱了。一天，吴铸人（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CC的重要人物）和中央大学教授程憬（即程仰之，石的同乡同学）到陆军监狱看望石原皋。石与吴是中学同学，在北大时又是同班同学，早年私交甚好。吴劝石原皋到特效药物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保他出去。特效药物研究所是CC头子陈果夫办的，石知道这是诱降，坚决地说：“关也好，杀也好，听你们的便，我决不会帮你们做事。”石原皋没有中他们诱降的奸计，当然也就不能出狱了。一天晚上，江冬秀对胡适说，时局这样的紧张，撤退时，石头（指石原皋）的生命怕不能保，你要赶快设法，不能再拖了，万一有所不测，亲友们会责怪的。胡适认为江冬秀的话有道理，他这次不得不真的出力了，去函请陈雪屏设法营救。江冬秀即写信，告诉石的哥哥，石在民知道胡适是真的在帮忙，就同程憬去找陈雪屏，陈满口答应，以青年部长的身份设法奔走。石原皋、汪伯威二人最后关在特种刑庭看守所，特种刑庭法官张叔夜是石的中学同学，张也从中帮忙。石在民聘请中央大学法律教授戴修瓒大律师做石的辩护人。戴撰写辩诉状，大意是：在一九四七年“戡乱法”未颁布以前，同做生意是允许的，是合法的。石和做生意是一九四六年以前的事情。金谷、沈惠文因讹诈未遂，有意诬陷。既无物证，又无其他人证和旁证，单凭金、沈二人一面之辞，于法于理都不能定罪。不久开庭，石和汪出了庭，戴教授穿律师服，出庭辩诉，侃侃而谈。几天后下了判决书，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由，准予取保释放。石由黄炳琳运输行出面担保,黄是黄慧的弟弟。黄慧在南京隐蔽时，我给黄炳琳一些钱，叫他搞运输，获点利润作为他姐弟的生活费用。黄就在下关设一个运输行。石和汪伯威同时释放，时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次日，我和石原皋在程憬教授家中相见了，心中的喜悦、宽慰，难以形容。
皖南游击队胡明派人带来约有一斤重的戒指、耳环等金首饰，要我购买两部电台，说是部队急需要用。我将金首饰交给陈维稷的爱人胡宜南，托她代换钞票。她到上海银行找到她的妹夫徐景薇，兑换的都是联号的新钞票。电台及其部件都是军用物资，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我请陈维稷想办法。陈找上海工业合作协会的颜泽龙转托在工协工作的英国人唐生向联合国救济总署买了两部电台，由经济周报的某某取回，商量好在一月十九日上午由陈次泽乘中纺的吉普卡，到黄陡南路附近的莹荫针织厂当面转交。陈次泽拿回电台送到陈维稷家中，当晚我和陈维稷夫妇将它装在皮箱里安放在客厅的沙发背后。我们在一起又闲谈了一阵，不觉已是深夜二点了。这时，我才回到陈次泽家中就寝。凌晨正在睡中，忽听到门外有人急促地喊着：“方叔叔！方叔叔！快开门！”我预感到可能出事了。我立即跳下床开门。陈维稷的长女陈玮若奔进来告诉我：爸爸被特务抓走了。客厅的日光灯不起明，幸好电台未被发觉，只搜到两本香港《群众》拿走了。我想，敌人为什么未追踪到陈次泽家，可能还不知道内情。不管怎样，我得马上转移，离开陈家，离开上海。我要陈玮若转告其母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敌人未作认真搜查，可能还要回头搜，也可能在附近安上钉子，要提高警惕，不要接见生人，防止上当受骗。（2)现在电台来不及转移。要设法藏好，埋在米里或煤堆中，万一不行就销毁。（3）派人到澳门路的两个三岔路口，等候张力化（前几天我写信给张力化，叫他于一月二十日到陈家来取电台），告诉张已出事，行动要谨慎，决不能鲁莽，掉以轻心。（4）打听陈维稷、苏延宾（中国纺织公司工程师）被捕原因，找你外公（大同大学校长）及其他的亲友想办法，要通过种种渠道营救。送走了陈玮若，我将身边一些可能会导致麻烦的东西销毁掉，告别了陈次泽，趁着清晨昏暗的天色，混入职工上下班的队伍里，从容地走出宿舍的大门。这时，大街上的警车还不时地发出疯狂的吼叫声。
后来我才搞清楚，陈维稷、苏延宾被捕是因为杨渡欣被捕后供出的。杨是浙江人，系民盟盟员、医生。陈苏二人介绍他和我认识，他要求到皖南游击区工作，我同意了，派人送他进山。他在游击区工作不久，患了肠炎，要求出来医治。走到绩溪的小九华乡胡家村，该区是拉锯区，白天控制，因他的口音不对头，被绩溪地方的自卫队盘查逮捕。初押在歙县皖南清剿指挥部，后押到浙江衢州汤总部的指挥所。他熬不住严刑，供出他到皖南游击区的经过。他只知道我姓施，住在陈家，而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更不知我是住在陈次泽家。衢州特务机关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司令部，要它逮捕我们。上海方面接到电话，就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深夜派特务先到苏延宾家。苏家招待了他们烟茶，还请他们吃了夜点心，想尽办法拖延时间。苏的爱人颇有心眼，暗暗记下捕车的号码，以便日后打听丈夫的下落。一直拖到翌晨三点钟才到陈家。逮捕证上将“陈维稷”错写成“程维稷”，陈据此提出抗议，加之“施先生”毫无踪影，特务们在这种情形下，匆忙地把陈押走，就没有仔细搜家。当天张力化如期到澳门路，在路口遇着陈玮若。她将夜间的情况和我的意见告诉他，并说，特务没有留人在家中，屋外是否有人监视，不得而知，张力化仔细考虑，决定尽快将电台抢出来，如果落入敌人之手，对陈维稷的安全就有严重的威胁。他到澳门路侦察了一天，凭他的经验，判断敌人未作任何布置。第二天，他到淞沪警备司令部找着王之师。张力化非常焦急地告诉王，说陈维稷被捕了。他俩急忙转回王的宿舍计议，对情况作了具体分析。认为陈维稷是交大的纺织系主任，他的这个公开职务必须尽量利用，要设法发动学生，配合营救工作。他们查好交大学生会的手机号，就跑到警备司令部特务营。适营长郑远钊出外查勤，趁着这个空隙，张力化要王坐在郑的办公室门口，防止有人进来，或被人听到打电话的内容。他自己则迅速地接通了交大学生会的电话，说：“你们的纺织系主任陈维稷先生已被警备司令部无理抓去了，很危险，你们要赶快设法营救，迅速通知报馆……。”他俩打完了电话，驾驶着王之师专用的那辆贴有“特别通行证”的吉普车，开到纺织公司宿舍附近停下。王留在车上，张进入陈家，找出了电台，迅速带出了宿舍，驱车直奔上海北站,车站口遇上值勤宪兵拦阻，要检查。张力化拿出“红派司”说：“国防部的电台，立即要用，误了军机由你负责！”宪兵见是“红派司”，吉普车上又有特别通行证，不再检查了，不仅放行，而且帮助张力化把皮箱扛上了火车，平安地运到了南京。
他俩电话通知交大后，第二天报纸上披露了消息，交大的学生组织队伍，向警备司令部“请愿”（实际是）。陈大庆被迫出来接见，婉词解说，担保从速释放。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蒋军全部被歼，黄伯韬自杀，聿明、黄维被俘，敌人真是如丧家之犬，四散奔逃。白崇禧突然发出通电，力主言和，逼蒋下野。蒋介石无可奈何，于一月二十一日宣布以退为进的“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在这种形势下，汤恩伯召集科长以上的军官联席会议，讨论陈、苏案件。许多人认为，这个案件一无其他人证物证；二怕交大学生上街，风潮闹大，引起社会舆论不满；三因陈在社会上有地位，在学术界有影响。汤恩伯迫于情势，不得不予以释放。后由中纺公司总经理顾毓泉将陈、苏二人保出，前后关押五天。他们被押在警备司令部临时拘留所一天，后转移到威海卫路和成都路口的宪兵司令部。陈、苏二人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地抗辩，终于顺利地出狱。
我那天离开澳门路，赶到翟树荣家中。告诉翟出事了，托翟设法买一张赴南京的头等火车票。我在翟家住了一晚,一月二十一日我就乘火车安全抵达南京，住在陈次泽的内弟胡绍源家中。我立刻叫胡到上海打听陈、苏在狱中的情况和电台转移的结果。胡绍源刚走，张力化就携带电台到了胡家。我叫张力化赶快运到芜湖，藏在他家。几天后，胡绍源返宁，欣悉陈、苏已平安回家。一场风险，总算平安渡过了。
在陈维稷被捕之前，赵家元也被捕了。他被捕的那天晚上，我正好从皖南回到上海。原想住到赵家元的豆腐店，但恐深夜叫门不便。我就雇车到澳门路，住陈次泽家中。第二天早晨，我拿了一斤茶叶，来到赵家不见赵家元，只见她的女儿在店中。她告诉我，昨晚深夜，特务捉走了他的父亲。我问了情况，知道是涉嫌被捕。后来才知道何东初托一船老板运电台到皖西，被敌人发觉，船老板供出安庆森大木行是何东初的落脚点，敌人又从森大木行了解到赵家元到安庆时也曾在这里住过，所以赵家元被捕。后因查无实据，赵也就被释放了。我到上海那晚如到赵家居住，也要成为阶下囚了。我又一次幸免被捕。
胡敏如从山东经上海去皖南游击区，他介绍我认识他的弟弟胡祥模。胡的父亲与友人合伙开设一个怡昌福毛巾厂，批发所在天主堂街。胡祥模在法学院读书，住在店中，我有事就找胡祥漠。一天，我到怡昌福店屋内，管帐先生胡茂才告诉我，胡祥模于数日前被捕，现已查清被捕原因：胡有一个姓程的亲戚，参加皖南游击队，担任武工队长。程被捕供出游击队的许家宝到了上海，说胡祥模知道他的住址。上海的特务就逮捕了胡祥模，迫胡供出许的地址。胡祥模只承认与许是同学，许曾看过他一次，至于许的情况和地址坚说不知。敌人无可奈何，将他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直到上海解放才恢复自由。后来我知道许家宝不肯回游击队，恐许被捕对我们的活动不利，就叫人找到许家宝，要他急速离开上海。许就到浙江兰溪躲避，我才放心。
不久，舒展民手下的交通员余某也被捕了。舒在沪有家眷，他来不及通知我，就仓促地离开上海，乘海轮赴香港了。在这期间，上海确是处于之中。
石原皋出狱第二天，我和他见面时，叫他写了一份被捕及释放详情的报告给我。我分析当时的形势，蒋介石集团妄图凭借长江天险，做最后的挣扎。将来的战役，只有渡江一次大战役了。为了迎接大军渡江，计划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芜湖。我写了报告，派张京武去江北，向李步新请示，并将石的报告也交张带去。李步新批准了我的报告。我随即到芜湖，要石原皋在南京休养一些时日，待身体复原后再去芜。我到芜湖，住在北门陡岗街张台望家中。不久，石来到芜湖，我又找范治农来芜。由于工作任务有了改变，而吴文端早去皖南，上海工作组实际上已不存在。为了适应情况的需要，乃成立芜湖地下工作组，由我任组长，范、石为组员。我们就今后的工作作了详细的研究和安排。
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迅猛发展。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我军必胜局面已形成。人普遍哀叹蒋介石大势已去，末日即将来临，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抓住人心思变的有利形势，利用各方面的关系，将今后的活动集中到在军政人员中进行策反工作。
当时正处于我军渡江前夕，若能将沿江城市如安庆、贵池、大通、芜湖、当涂、
